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要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
　　就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之时，3月下旬，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重庆市教育系统举行的干部大会上却提出——职业中学的规模要控制。“对教学资源达不到要求、学生就业率低或者硬件不达标的中职学校实行退出机制，让高水平的学校来兼并低水平的学校。”
　　在国家大力提倡和鼓励发展职业教育的大环境下，黄奇帆的此番“另类”讲话刚一出口，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重庆欲控制职业中学的规模实属无奈之举。当前，重庆市各类职业中学有370多所，如饱和，可容纳学生90万名左右。然而，全市每年初中毕业生才40多万人，绝大多数职业中学都“吃不饱”。
　　但是重庆仍有不少区县把兴办职业学校作为政绩工程来抓，随意举办职业学校。不仅造成了几个亿的投资浪费，而且乱招生、给回扣招生、拿钱买生源等现象也由此而生。
　　“重庆现象”不是孤例，而只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的一个缩影。在各地初中毕业生总体规模逐年减少的大背景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普遍面临着生源短缺的困境。而在生源短缺的背后，则潜藏着体制、观念和社会舆论等一系列制约性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常务副主委朱蓉先认为，只有消除了束缚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诸多深层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职校生源短缺的矛盾，迎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真正的春天”。

　　管理体制：条块分割裹住了中职校的“手脚”

　　“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的融通不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专业设置和招生工作。”北京市顺义区第一职业学校郭敬红校长告诉记者，该校原本想独立兴办高级工班，但由于行政上归属于区教委，而不归劳动部门管辖，因而不能独立颁发高级工资格证书。后来，他们不得不和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直属的技校联办。
　　类似的困惑也时常摆在北京大兴区职业教育集团主任康井泉的面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为了缓解生源不足的矛盾，该校一方面和外省市的职业学校联合办学，另一方面将针对企业急需的专门人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短期培训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然而，国家财政却将培训这类人员的经费拨给了劳动部门及其下属的技校，而他们无论在师资还是教学设施上都远不如我们，我们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优质师资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康井泉说。
　　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体制僵化，条块分割，使职业教育的管理部门多达六七个，有的地方甚至达十个以上，包括教育、劳动、人事、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婆婆’多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必然受到严格束缚。”朱蓉先说。

　　投入体制：倾斜的“天平”摆向何方

　　一项调查显示，某地区的普通高中学费为800元/年，而当地的中职校学费是：服务类专业1088元/年，电脑网络类专业2400元/年，而艺术美术类专业则高达4300至6000元/年。
　　职业教育不是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目前的中职校学费普遍高于普通高中两三倍，中职学生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贫困家庭子女，这种收费体制显然不利于中职校从源头上招收初中毕业生。
　　“中职校高昂的学费源于国家财政投入的相对不足。”朱蓉先说，“中职校的正常运行，不得不依靠学费收入。”中职校由于各类实验设备、场所和专业教学的特殊要求，所需经费一般要高出普通高中三倍以上，但政府拨款却远远低于普高。
　　据朱蓉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北京市中职校与普通中学的国家财政拨款比例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约1:3，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约1:7，社会捐款和集资办学经费约1:15，学费和杂费收入大致持平。随后几年，国家财政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虽有所增加，但和普高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目前，许多地区对中职校的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以下两种形式：职业高中为“基本经费”+“招生奖励”的办法；而中专和技校则是按在校生人数进行办学经费的收支结算。朱蓉先强调说：“按照目前的财政拨付标准，当生源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绝大多数中职校将难以为继。”

　　用人体制：亟需走出偏见的怪圈

　　如果说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政出多头的弊端裹住了中职教育发展的“手脚”，在投入体制上，向普高倾斜的财政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中职校高昂的学费又“釜底抽薪”，剥离了原本可流向中职校的生源，那么，在用人体制上存在的偏见更使那些欲跨入中职校门槛的学生及其家长望而却步。
　　郭敬红校长告诉记者，顺义一职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100%，去年毕业生总数为500多人，而各类用人单位实际需求量达750多人，与大学生面临的沉重就业压力相比，中职学生似乎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
然而，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是，中职学生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薪资普遍较低。这与那些寄希望于通过让孩子学习职业技术来改善生活状况的贫困家庭的现实需求相比仍相去甚远。
　　据郭敬红校长介绍，该校毕业生在实习期的月薪都在850元以上，这是顺义区针对中职校学生就业质量专设的考核指标，“按照目前的收入水平，这个标准仍然较低。”
　　于是，一方面，数十万年薪难寻一名合格高级工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另一方面，中职毕业生的起薪标准又很低，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折射了我们的用人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偏见。
　　北京某石化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急需一批中专、中技毕业生充实到生产一线，而总公司却明确规定：只能招收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应届生。“总公司的这项规定是出于从整体上提高人才素质、改善人才结构的考虑，这没错。”这位负责人说，“然而，招收来的大学生又不安心在生产一线工作，两三年后，绝大部分都离开了一线，有的想方设法调入其他部门，有的跳槽进了外企。我们年年招人，但生产一线又总是缺人，公司的人力资源呈现结构性矛盾。其实，生产一线真正需要的是中职毕业生，这个学历层次足够了，为此，我们曾专门写过多次申请报告，但总公司就是不批。”
　　朱蓉先也指出，中职生，尤其是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人员的薪资标准太低，以及用人单位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高学历的做法，对于学生及其家长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她提出，应参照国外的办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人员的从业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标准应结合本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同时综合考虑其学习与培训成本等因素，保障高技能人才的工资收入。

　　观念舆论：政府强力引导责无旁贷

　　朱蓉先认为，目前中职校普遍遭受的生源短缺困境，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中重科学、轻技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不良风气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政府和社会舆论冷落一旁。
　　她告诉记者，其实在1994至1995年前后，我国职业教育曾经历过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报考职业技术学校（包括中技、职高和中专）和高中的人数比例曾经达到了6:4，一些重点职业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比重点高中还要高。后来，高中普及、大学扩招，每个中学都要尽量动员好学生上高中、考大学。考上大学的人数多了，有关部门还要给予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形势逆转，中职校的生源便遭到了挑战。
　　此后，媒体和社会舆论也很少关注职业教育及其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每年中高考期间，各路媒体集中报道，过度炒作，使全社会形成了一种普遍观念，考大学成了家长和学生的终极目标，而上职校几乎成了差等生的必然选择。
　　对此，朱蓉先强调：“其实，职业教育应当是国民教育的主体，而不是目前中国教育体系中以基础教育为主的状况。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的比重远远高于基础教育。在这方面，政府的正确引导责无旁贷。”

　　部长声音

　　周济：确保实现2007年中职招生800万

　　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在2007年度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将对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实行统筹管理，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服务及管理，确保中等职业学校扩大招生任务的完成。
　　周济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已进入快车道，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经过连续两年扩招100万人，2006年实现招生741万人，在校生达到1809万人。今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计划在2006年的基础上，再扩招50万人，使中等职业教育当年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